[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三期]
採訪／劉惠中、王法明
撰文整理／劉惠中
前言：
訪問的契機是今年二月看到了臉書火熱流傳的一篇教育文章「論大學燒成績單的可能性」，提及學生因為考試而扭曲學習的過程。學生日以繼夜的讀書，卻不曾討論我們學了什麼？知識上我們得到了什麼？科目學得好不好？取而代之的是，你考多少分？分數是不是公平的？或是自我懺悔陳述，「寫的時候不夠細心，這題不應該寫錯！」、「這次又考不好了，我真的很失敗」。似乎，考試不是如師長們所說的：「考試只是在測試你學的有多少」這麼單純，透過訪問，我也好像逐漸在探問社會如何塑造一個『好』學生的過程，而這樣的生命歷程，或許可以解答很多看似成功、勝利的背後，真正的樣貌到底是什麼？
從小老師就喜歡我……
我是長孫，從小到大許多親戚都很寵我，因為在家族裡同一輩我是老大，大家對這樣的角色也比較開放，因此從小就有比較多機會跟長輩應對，也自然會很在意他們對小孩的期待是什麼。以前在幼稚園裡我是當孩子王，過動又調皮，愛去逗弄欺負其他小朋友，照常理來說這樣的小孩應該會被視為頭痛人物，但我和老師們的關係卻很好，不會因受懲罰就產生緊繃和反感，並且還因為我生性好動不愛睡覺，反而有了「特權」，午睡時間我不用睡覺，可以待在老師的辦公室裡畫畫、或是替老師準備教具，我覺得這是一個家族裡面的長孫會發展出來的特質，我有很多機會去與師長應對進退、理解師長的想法。
對師長而言，這樣的小孩比較不會被當成「教訓的對象」，而可以是「溝通的對象」。懂得和師長相處的小孩，成長的過程會得到比較多的讚美和關注，因此能更容易發展自信。我覺得學生間的不平等就是這樣從很多的小地方累積出來的，被視為問題學生的小孩，其實沒有太多機會知道師長的想法，說得「奸巧」一點，你要怎麼做可以「雙贏」？讓師長們滿意也可以讓自己過得不錯。當然這會涉及到一些在台灣這種奇怪的教育體系裡面的生存法則，而且能夠學習到這種生存法則很多時候卻是要憑機緣。
資優班，像是一個保護區
幼稚園畢業時，因為學科術科都有好表現、在師長眼中又顯得大方活潑，園長老師專程到我家勸我爸媽，讓我去讀設有資優班的瑞穗國小。這件事當時我並不知情。瑞穗國小會讓每個小朋友一年級下學期做一次智力測驗跟性向測驗，然後升二年級時挑二十幾個進資優班。那時候我搞不清狀況，只印象中突然有一天我們參加一個奇怪的筆試和口試，二年級開學日大家站起來要排座位，老師跟我說你不必，然後外面一個老師就把我帶走了。我這時候才知道我進了資優班。
資優班比較特別是每個班都有兩個導師，這些老師都是學校裡特別好的，班級是小班制，一個班二十幾個人。課程方面，每週六都有額外的班會課和說話課，說話課就是讓同學輪流上台講故事說笑話，同學反應蠻踴躍的，有些很認真，會互相競爭看誰講得比較好，當然這在我們那個時代是和升學無關的，就像打球下棋一樣，大家樂在競爭中。另外，美術課和校外參訪的活動也比其他班級多得多。待在資優班，會很明顯的知道自己在學校群體裡的特別，二到六年級這五個年級的資優班都是一起活動，比如說像遠足和校外參訪，不是和同年級普通班的學生一起，甚至連升旗的時候也是一樣，資優班自己有一棟教室，都是在自己的樓前走廊升旗、做早操。
升國中時我考上了明道中學國中部的美術班。在我們之前，明道的美術班是打著「美術」招牌的升學班，但我們這屆是完全以術科能力作為招生測驗的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我們考試是考素描、水彩及美術性向測驗。美術班跟其他的班的差別是，每週有八堂的美術課，包括素描、水彩、國畫、版畫，這些課程都很好玩，一直到國二前我們都有非常多的時間上術科，而且學科成績比起其他班級也不會差到哪，最不快樂的就是國三，因為要準備升學考試。
我國中美術班的感覺類似國小的資優班，一樣是小班制，教室也是在一個獨立區域，和國中部其他班級處於不同大樓裡，我們班也很少跟其他班互動。最特別的是美術班是男女合班，普通班是男女分班，男女分班不可避免會加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然後產生特別的文化，比如說男生聚在一起就是聊女生、會跑到女生班去泡女生，女生會討厭男生、和男生打鬧之類的。但在我們美術班這個「保護區」裡，這種校園性別文化並不明顯，比較少有那種青春校園的標準戲碼。相對的，男女生的關係比較平淡融洽些。
我們國中三年的導師很開明，除了顧及班級成績（業績）壓力外，也很鼓勵學生多元發展，並且花了很多心力和學生、家長溝通，把班級經營得像個大家庭，師生間甚至家長間彼此感情特別深。國中三年導師讓我們自己辦了許多活動，校外參訪和露營等等，最後國三時我們班做了一個回顧展，在週會上用戲劇演出的方式，向全校介紹我們班過去辦過的活動、也同時凸顯我們班每個人的特色。
此外，當時的訓育組長也是個很特別的老師，做過國會助理，口才很好又幽默逗趣，在放學後經常做課外題材的演講，尤其都是關於政治公共議題。我很喜歡他的演講和思考方式，我的導師就建議我可多和他學習。那時候我在班上當幹部，有很多機會跑訓導處，就常在訓導處跟老師和職員們閒扯。訓導處一般對學生而言都是有點壓力的地方，但我那時候卻很喜歡那裡的人們。學習在學校裡和師長相處是種很細微的感覺，具體上說不出來，就是你自然而然能知道如何應答得體，理解師長的原則、對學生的期望、底線是什麼。甚至也會開些沒大沒小的玩笑，和師長鬥嘴。我當時上課喜歡講話，老師在上面講課我就在下面插嘴，老師們都很開放，也算是一種上課樂趣。當然，這也許是「長孫特質」的延伸結果，就是比較會和長輩相處，師生間有課業和訓導方面的衝突時，也有一些溝通的基礎。但好處是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和包容，壞處就是變得愛出風頭、口無遮攔、不知圓融。在我們班上能得到諒解，但對其它班的同學而言，就可能認為這個人愛現又臭屁。
隔閡與偏見的發生
國中畢業後我選擇直升明道高中，明道高中部可說是「比較有文藝氣息的補習班高中」，校方鼓勵社團活動、也常安排演講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這個學校不像一般私立升學高中那樣，從一年級開始就要求大家留下來上輔導課，我們相對來說自由許多，直到高三的星期六我們才要上整天。.
到了大學後回頭看，才明顯感覺，當時校風非常的保守。儘管明道是個傳統儒家式的學校，我們的校歌歌詞就是中庸和大學的混搭，但是它的保守不完全是像教會學校那種嚴格要求生活上的作息規範。明道的保守我覺得是一種特別的情況：校方努力經營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我們制服是藍色的，於是就說「藍色榮耀」，有要和台中一中和台中女中互別苗頭的意思，校園的保守就特別表現在不少學生都接受這種有點像縮小版的國家意識型態的愛校認同感，甚至我們可以開玩笑說是小小「藍衛兵」。我常在想明道教出來的學生比較像是「樣版學生」。明道有國中部、高中部、綜高部和夜間部。綜高部的前身是工科跟商科。對學校的認同感最能接受的，應該就是國中部及高中部，因為這兩個部作為看板招牌，是學校重要的升學部隊，也獲得較多資源。其他的部門相對就不一定會這麼熱衷於「藍色榮耀」。
雖然師長們會避免去強調學生間的差異，想盡力做到各部門間的公允，但學校的空間結構本身還是反應了明顯的階級差異。這大概是整個台灣普通教育和技職教育之間斷層的縮影。當時的國高中部是在學校中心，和校長室與各科老師辦公室同一棟大樓，工商科的區塊就是像學校的外牆一樣在外側包圍，有部分還在吵雜的公路側。幾棟大樓彼此間有一種彼此不容越界的感覺。連社團活動都有所謂「課內社團」，只讓高中部的學生參加，例如合唱團、或在朝會上當演奏樂隊的管樂社。這兩個社團也最常代表學校去比賽。然而開放性的「課外社團」卻也少有工商科或綜高部學生的參與，主要都是國高中的人在玩。
我很幸運地遭遇過一次很大的越界衝擊，那是發生在高一下到高二上這一年間。當時教育部和文建會要推廣高中生的戲劇教育，在台中選了文華和明道兩所高中來做專案計畫，學校成立了戲劇社，我們還獲得機會可以在台中中山堂的大舞台演出，我們花了半年時間籌備這齣戲，演出的成員高中部很少，國中部幾乎沒有，大多數是工商科的學生，所以突然有了很多機會跟工商部的同學一起工作和相處，理解彼此間想法的差異，他們在社裡甚至比高中部的同學還努力活躍，後來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國高中部和工商科平時對彼此的成見，我覺得除了歸咎於整個結構性的鴻溝外，部分校方決策、老師、教官和家長自覺不足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這種階級判斷的標準說白了當然就是成績。成績本身是中性的，但對成績的理解方式則會讓人產生偏見，就是把成績不好這回事和人品上的負面特質關聯在一起。可笑的是，我們身為學生還會順著這個偏見的方向去發展，不管是自覺或是不自覺。比如說成績好的學生為了要維持相對應的地位和資源，他就比較會擔心和師長衝突，行為表現上自然就像個「好學生」。而成績不好的學生，就同樣地往反方向發展。諷刺一點講，很多「好學生」本性並不是太好，而「壞學生」也不太壞。但整個結構就會讓人這樣發展。例如我國中的時候我們班外掃區是廁所，我們就常發現工商科的學長在廁所抽煙，於是就會去向教官檢舉，檢舉一次就記嘉獎一次，被檢舉的人就被記警告一次。儘管教官出於正當管教的動機，但這種體制造成讓好學生去管壞學生，然後開始產生偏見、兩方各自加速往反方向發展。甚至我也曾經聽說有不夠自覺的師長和教官用「像工商科一樣」這樣的話來教訓或警告學生，當然就會助長這種不正常的結構性發展。國中時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工商科學長抽煙我們只覺得又害怕又不爽，只想敬而遠之。這種結構性的偏見，學生通常很難透過自身反省來察覺，而大部分要靠生活上實際相處才有可能消除偏見和隔閡。相處的機緣其實一開始是在校車上，大家都得站或坐在一起，國中時的校車上有位很親切的餐飲科學姊很照顧我，會幫我找位置坐，實習做的點心也會特地拿來請我吃，我很感念她。高中時就是因為社團的機緣，看到工商科同學的努力和真誠，對比之下高中部專注學業的那種拼勁反而顯得很乾癟。這樣才逐漸跳脫偏見。
考試塑造學生
「好學生」要當得好，就得學會把師長的期待內化，拿大人的眼光來看自己和其他小孩，而且對自己的要求特別在對別人之上。我覺得小孩的這種自我要求在台灣的教育背景不一定都是好的。比如明道經營藍色榮耀之所以厲害，是因為那主打的是學生的自我要求，包含在學業和其他活動方面的自我規訓。其它社團活動且先不論，但學業上的自我規訓老實說是很荒謬的。我們的考試都不是真正在測試你學得多少知識，而是僅僅只是別人競爭答題技巧和細心的程度。學生實際上是在拿答題技巧和細心來要求自己，而不是對知識的掌握。許多升學學校和補習班厲害的地方，就是能用這種寒酸小器的東西來營造氣氛，讓學生將它們內化成自我要求的動力。不然的話，「答題技巧」和「細心」這種無聊又無腦的東西，用外力鞭策學生去做，也不會有那麼好的效果。
老師們不必太鞭策學生，學生就會自己要求自己，所以人家說好學校的學生比較好教，因為他們被規訓得很深入，自己考差了還會回去哭一整天。這種學生我稱為「樣版學生」，他們套用了這個社會的樣版，其實不是真正傑出的人才。大多時候樣版學生表現出來的自信背後其實是一種恐懼：考差了就跟別的學校學生一樣，上私立後段大學，還要繳雙倍學費當「罰金」。想到這樣，都嚇死了。那種成績好的自信，其實不是真正出於學養的自信。反而是藏在那種「假性自信」背後的恐懼，讓他們很多人自願去參加補習和輔導課，然後彼此暗地嫉妒和較勁，對解題技巧還會藏一手不告訴你。這些複雜的人際情況，多半是在缺乏健康的自信下，恐懼所帶來的扭曲結果。所以這種不健康的自信才會常常建立在踐踏別人上。當一個學生嚐過當「好學生」的滋味後，往往也會因為那種不正常的優越感，而捨不得放下這種地位。成績突然差了，就出現自殘或自殺的例子。
持續複製的「樣版學生」
我覺得不公平的是，這些樣版學生並不真正傑出、也不是最清楚自己生命方向的人，但他們很多都能單靠考試技巧和細心而進台清交政成這類一線國立大學，而享受社會資源和職場待遇，排擠了很多志向清楚、也有才分，卻只是考試技巧不拿手、考試時會緊張、或一時粗心大意的學生。我把前者
稱做「準成功人士」, 他們之中許多也傾向
以找到穩定工作為最優先考量。有許多「媽
媽叫我去當老師」的樣版學生就也這樣把教
育的樣版與想像持續複製下去,讓我們社會
有一種很奇怪的教育「潛目標」, 就是讓上
一代的學生競爭出樣版菁英去教導下一代,
然後持續迴圈, 彷彿像是在傳遞特定 ＤＮＡ而
別無目的。在這種迴圈裡,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區分階級和分配資源。
樣版學生還有一個人格上的矛盾, 就
是他一方面要把社會樣版徹底內化, 另一
方面卻在別人面前又要表現出另外一個樣
子, 彷彿他毫不在意這個樣版。也許這可以
歸因於,我們整個教育系統對學生犯錯原則上缺乏寬容。通常學生如果認為自己考不到好成績, 就會對外宣示自己在擺爛: 我沒把握做到完美, 所以我先對外承認我很爛, 這
是一種自我赦免的機制。這樣環境中成長的學生, 內心對犯錯有莫名恐懼。犯錯不一定是指考題答錯或是做了錯事讓師長不高興,
還包括生活規劃上的挫折。教育體制講求競
爭就不可能寬容, 因為成千上萬的競爭者不
會等你, 將來職場也不會等你, 於是一點點
小錯誤都會讓學生無法釋懷, 他只好用某種
「自首減刑」、或是打哈哈的方式把自己可能考試時能犯錯的嚴重性無害化，同儕間表面上營造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擺爛氣氛，對大家都好過。體制不寬容我們，我們只好造出自己寬容自己的假象。當然大家都對這種虛情假意的哀號心照不宣而抱持反感，但我相信甚至連因成績而自殘自殺的人，很可能言談間反射動作也會是「我也沒有讀」。這非常諷刺，一個單向度社會裡的不寬容能扭曲人格到這種地步，也很可悲。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台灣的學生爭取自我認同的方式始終只有一種方式。以前是一條鞭式的聯考，考學科。現在多元入學，搞得每個項目，學科能力、社團經歷、服務活動，都變成一個獨立的聯考。再怎麼多元都還是一樣，只是變成很多條鞭來鞭打你。學生真正的興趣和志向很難進入這套評分系統裡，大部分要在課外社團去找，這往往又跟學業彼此衝突。追求真正的興趣和志向，反而帶有一點奢侈的罪惡感。社團一旦列入評分，則又變了質。學校裡的學業知識沒辦法帶來真正的成就感，就像是那種靠細心磨練出來的考試機器的技巧，我不覺得和考背電話簿有什麼實質的差別。那只是虛的，只是這個社會和師長告訴我們，你這樣就很厲害，是社會精英。學生面對這種情況，首要大事就是能割捨，割捨掉那些與自我認同實質相關的東西，把它當成不切實際的夢想，然後一頭埋入那本身就不切實際的評分系統，把虛的當成實的。當整個社會都把虛的當成實的，樣版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就贏了，只是輸的是整個社會。
這個教育系統下的贏家就是切割得最厲害的人。通常這些學生打從心裡對課業以外事務沒興趣，他們長大出社會之後通常也對公共議題保持距離。在我大學時，除了少數志向清楚的學生以外，在被社會視為將來社會精英的一線大學學生圈裡，談公共議題的人經常是會受到輕蔑的，說他不切實際、偏激想太多等等。這也使得我們當時會盡量避免談這些，大家比較想談眼前務實的事。到現在，我的同儕們有許多也都熬到了各領域小主管的位置，都算是社會精英了，但是例如在臉書上，我們的圈圈就很少轉貼嚴肅議題的消息。就算心裡忍不住想關注，公開發表出來就是會感到有些尷尬。
他山之石，留學德國
德國教育資源分配得比較平均，雖然還是有所謂名校與非名校的區別，但是不像台灣那麼明顯，幾乎成為左右學生前途的唯一因素。他們沒有一套可以讓人做「落點預測」的標準。學生成績是不能公開的，老師不會把你的成績給別人看，別人也無從知道你的成績，更不會有校內排名這種東西。德國學生決定升學志向的過程中會經過老師、家長還有學生三方面仔細的諮商，過程中並不負擔像台灣這樣多餘的社會壓力和焦慮，因為他們在社會經濟結構和福利政策上已經做好了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另外，德國和美國那一套不一樣，非常反對教育商品化，台灣就只會看美國。
台灣直接把升學測驗本身視為資源分配的過程，因此要拿到好處就要付出代價：一是覺得繳學費理所當然、二是認為不拼高分就不配拿好處。所以升學時關於學生能力適性發展這類實質的考量，其實都是第二線、第三線的考量。第一線的考量永遠都是盡可能去爬到最高的位置，也就是不管你個人能力和志向，先拚高分再講。在這種情況下，講求客觀公平的考試就很重要，換句話說就是要有能客觀評分的標準。一旦考題答案有爭議時，大家就會特別焦慮。
一套專門用來分配資源、決定社會地位的教育制度，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評分，這功能甚至可以獨立於其他所有教學內容之外，當作一個最終極的要求。不管大考小考，我們經常會聽到家長和學生批評某某考題有爭議、或沒標準答案，要送分，否則不公平。不公平的題目最好不要出。但從另一角度來想，會出這種題目的老師多少都有些想法，甚至可能想透過考題刺激學生產生不同的理解。但是當這樣的考題通常會被質疑聲浪給淹沒：「它公不公平？」。這還只是嘗試改變這種評分文化的一小步，尚且難以被寬容，我們就更難去談什麼叫對一門知識的客觀學習。
例如數學，我們在意的不是客觀地學習這門知識，我們拚的是細心和計算能力，拿德國的數學課來對照，他們談觀念的比重就很高，首先教學生怎麼理解各個數學概念、怎麼做數學思考，然後才是公式證明和做運算練習，台灣教數學卻正好相反。我們不談「理解」數學概念，談的是對公式的熟記，不談「數學思考」，而是談訓練「計算的直覺」，就是你看到某某類型的題目就知道要帶什麼公式、用什麼技巧來解。為什麼要這樣解？不知道。就靠大量練習培養出來的直覺反射，靠老師千叮萬嚀說看到這個題目要先把這個怎麼怎麼化約、那個怎麼怎麼代換。我們學的不是完整的數學，而是種計算的直覺反射。在這種情況下，計算錯誤和粗心大意就是學數學的頭號敵人。
再以英文為例，我們注重的不是學習語感和用英語特有的邏輯來思考事情，而是在學習能符合客觀公平的考試規格的內容。講語感和語言邏輯太抽象，沒有標準程序也沒辦法做成無爭議的考題。所以台灣人對使用外語普遍有某種恐懼，上課照本宣科學完之後，還是會覺得實際上要主動使用門檻很高，就害怕去講。但我拿德國的例子，這邊的外語學程一般都是規劃為兩個學期，只要都有按部就班，一年內就能具備基本的在生活中聽說讀寫的能力，兩年可以到高階的程度。
我們在台灣所學的學科，基本上不是在學怎麼用那門知識的思考方式來理解事物，而是獨立於所有知識內容之外，在訓練細心作答的技巧：除了能夠仔細熟記課本內容來做判斷之外，還要能去跨越出題老師在考卷裡面設下的各種陷阱。光是直接拿教材內容來出題，鑒別度還不夠，還要極盡所能搞些刁鑽的陷阱題來混淆學生，才能鑒別98分和100分之間的差別。我們學的不是知識，而是怎麼被鑒別。
德國對於大學的想像
德國對大學的想像來自於十九世紀確立的對學院自由的理解。學院自由有三個部分，「研究的自由」、「教學的自由」跟「學習的自由」。學院基本上是跟一切政治與社會需求脫勾：在大學裡只問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知識，而不去問社會的需求、也不接受統治者的左右。傳統上大學不會因為產業缺了多少員工，就替它訓練多少員工。雖然「產學合作」這種模式現在已經很普遍，但根據這個傳統，大學和輿論對此都還是會保持批判的距離。普通教育和技職教育的分工分得很清楚，配合產業需要訓練人才是由各級職業學校負責的，大學只要負責學術研究。職業教育的素質非常高，也和社會需求有非常密切的配合，這一點他們做得比台灣好很多。台灣技職教育嚴重萎縮，社會偏好普通高中和做學術研究的大學，最後所有大學都必須負擔職業訓練的責任，事實上也做不到。企業參考這個唯一的標準來選人，選出的人本來就不受職業訓練，這時候才來抱怨大學和業界脫節。德國大學和台灣最大的差別就是，把學問當學問看，教學和研究原則上不受社會需求和業界決定。德國也有科技型大學，但是理論的傾向還是很強，作為技術研究的基礎，這也不是在做技職訓練。重視理論和研究是德國高等教育中根深蒂固的觀念，這是學院自由這個傳統所帶來的結果。
另外，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分工的結果，就是兩方面都能正常發展，也讓健全的職業教育平衡了社會的需要。社會不會認為職業教育體系比學術教育體系差，因為兩者分工清楚，根本無從比較。德國的各個職業工會形成強大的地方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社會並不會看低技術人員，例如水電工或黑手。技術人員在德國的社會地位相對很高，甚至技師的薪水收入會比公司職員還高很多。德國對專業技術人員的尊重，也反應在收取的工費上，例如請鎖匠開鎖，德國和台灣的價碼都大約兩百多，只不過一個幣值是歐元，一個是台幣（歐元台幣匯率約為40比1）。另外，職業工會的傳統讓技術工人擁有很大的力量，能在勞資抗衡中有效運作。
德國學生在求學過程中擁有很大的自由，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階段，換跑道的彈性很大。他們有非常多的選擇跟摸索的機會，相對地，台灣教育制度不鼓勵學生摸索。重考是很嚴重的事，社會觀感就往下掉，轉校轉系而延畢也不是常態。
德國大學當然也有熱門科系，例如醫學系和法律系。凡是申請入學的人數超過招生名額的學系，才會設成績限制。學生如果第一年申請不到，會被排到候補名單上，如果非這個學校、這個學系不讀，就等一兩年，總會輪到你。當然有些系所特別好，入學門檻很高，並不好進去。但一般而言，學生選大學不必擠破頭，因為資源分配平均，各大學的素質差異都不大，而且要讀大學的學生只是一部分，多數學生都往職業教育體系走。德國學生選大學常見的考量因素是離家近，或是選系、選老師而不是選校。這樣選擇的考量就會很貼近自己的志趣，學生必須有高度自覺，依照自身需求來選擇內容，而不是依照自己分數和荷包在選名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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