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2日 星期一

青聲誌第四刊助印方案


大家好。《青聲誌》在第一刊之後,因為經費的不足,沒有發行紙本刊物。這次,我們終於湊到了足夠的經費,可以再度跟大家以紙本見面。
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我們在已經有電子版發行的情況下,還執意要出刊紙本?

*《青聲誌》第四刊電子版:http://youthactivist2012.blogspot.tw/2014/12/blog-post_1.html 我們曾經討論,到底紙本印刷跟電子刊的差異在哪?我們認為,不同的管道會有不同的效果。在網路上你看到文章,跟在咖啡店遇見雜誌相比,之前看完紙本刊物的 人,會有些寫心得私訊給青聲誌,因為他們感受到了更多努力,更多畫面與溫度。紙本是個更用力跟大眾溝通的方式,我們想把這種「用力」的心情傳達出來。

透過第一刊的發送,我們發現,紙本可以觸碰到的群眾更廣,也會有更多意外的收穫。把很多人教育經驗中的困境或是改變說出來,讓關心教育改革的人有機會透過青聲誌,有更多不一樣的對話。

如果你願意為教育生命史的寫作,貢獻一點力量,《青聲誌》目前展開認捐助印活動,如果你有認捐意願,請在這裡填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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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日 星期一

在校園裡旅行,我們的教育生命史

青聲誌敘事工作方法回顧與整理
[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四期]
撰文/ 范軒昂 青聲誌的小旅行是怎麼來的?
小旅行的發想來自一個實用的考慮:青聲誌成員平時各自有工作、學業,又分散台北、台中兩地,是故每次工作會議在時間、金錢上都是不小的負擔。為了避免夥伴感到過度消耗,便將編輯會議設計成「小旅行」的形式,挑選軟性的人文空間聚會,舒適且深入地討論彼此的教育生命故事,以及生活經驗中對「教育」的種種思考與發現。 第一次是在新竹某家摩斯漢堡的二樓,當時成員彼此並不熟悉,我事前擬了幾個題目作行前作業,聚焦在成員自身的教育生命故事,聚會時,輪流分享、提問。這種對話方式,形成了一個自由的空間,讓參與者不受拘束地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教育主題。每個人都會有一段完整時間講自己的故事,不必擔心搶話,或是較有論述或豐富經驗的成員主導話題。每個人的故事都被視為是重要的。過程中,故事與故事之間可能會發生共鳴,或從夥伴的故事去反思自己的位置與價值立場。這種做法重視的是避免邊緣化的問題,提供的是一個賦權的空間,讓人們彼此看見、聆聽對方。 當夥伴們各自都有採訪、對話的經驗,也瞭解彼此的氣質與人生關懷的方向,我們選擇一個共同拜訪的對象,通常,是約在受訪者熟悉、且適合集體訪談的空間或地景。由一個人主問,其他夥伴補充與協助訪談。訪談前或後,則邀請受訪者擔任嚮導,參觀他的生命地景。例如:東海大學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洛書,帶我們參觀東海大學歷史中學生權利相關的空間,並訴說他與夥伴們在校園抗爭的事件。飛帆挑了一間文青咖啡廳,訪談後帶我們去他在學校舉辦陳文成紀念晚會的地點。喜德帶我們參觀母校台南高工,從系館、運動場、一路走到教室迴廊,彷佛尋寶似地,每個角落都可拾獲喜德學生時代的「頑皮故事」,也讓我們對技職教育的樣態多了些較真實地認識。 嘗試這些做法,我發現自己擔任主問時,碰到感興趣的話題也會忍不住跳出來分享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受訪者某個引起共鳴的話題也會推動在場的討論與對話,聚焦在相關生命經驗。不過,由於是採訪,主問或協訪的夥伴會節制自己的經驗,畢竟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讓受訪者的故事能夠更順利地出現。我發現,正是這一鬆一緊之間,受訪者意識到,自己生活或實踐的歷史事件在社群裡是持續建構的過程,並有了積極詮釋與命名的動力,也有機會進一步思考行動的意義與公共性的反思。這種做法也提供持續創作與對話的條件,比如參與成員的遊記、生命史刊登後受訪者的發文,這也就是我所謂的「訪談中的小旅行」。 2013年,打工青年陌生拜訪與打工徵文,則是另一種嘗試,編輯夥伴走出去「街訪」,與主流媒體忽略的青年們接觸,看見他們生活中的憂慮與期待,採訪過程製作成影片,創造故事性連結的可能性。 小旅行的意義最後需要回到編輯成員自身。每期刊物夥伴們一起討論文章,有時會選在一個軟性的空間或成員自己的家。每位夥伴寫作風格、關心的主題與方法不同,但是大體上採訪前都會擬基本的訪題,成員間彼此回饋。 討論的過程基於Humanism理念,對受訪者的生命歷史有一種好奇心,不是把人拆解成要論述的材料,這種好奇會通過採訪中的對話展現出來。我們會反思「為什麼在特定事件或轉折中受訪者會有這樣的選擇」、「如何能看到受訪者所珍視的價值」、「受訪者如何致力於經由人與事交織起來的行動,在特定時空裡發展出意義」。 比如說,彭偉愷的生命史,當我們發現到有一種來自日常的暴力,不是去分析他如何被剝削就能夠說明,還包括他所經驗到的教育,如何與他生活世界聯繫,從而形成他對自己的看法。我們不會只看到「一個實習生被剝削」,也會去看見個體行動背後的期待、價值、意義,取代從結果去分析社會現象的原因。又好比家揚的打工故事,不僅幫助我們認識青年打工族的勞動現場,我們也看見行動者如何以「打工」做為自我實現、積極改變教育資源不足的方式。 這種問話的方式會不一樣,人會是主體,而不是作為社會現象的分析材料,「把人放回來」,這種探討教育的方法就是生命史,故事會聚焦在對其人產生重要影響的生命經驗(人、事、物)以及其如何經歷生命的狀態,在此之上去探討人如何受到教育制度的影響,以及人如何在這些教育過程中嘗試做出行動回應制度,實踐個人的主體性。 生命故事團體的發想 318反黑箱服貿運動退場之後,夥伴們在各自的位置都經驗到一些複雜的人事,有的在三號門當糾察,有的以記者身分紀錄事件,有的回到校園裡擺攤,有的嘗試跟自己家人朋友對話。團體第一次有一件事讓我們共同感受到,很多事件的細節需要理解、人與人之間需要找到對話的空間。當這個對話過程釋放出來之後,成員對彼此語言的專注程度是我很吃驚的。那種渴望看見對方親身經歷的那些人事,並去理解那過程感受的變化,去聽對方為什麼採取這樣的立場或態度,這些種種很奇妙又召喚出自己的經驗。 從理解與對話的團體工作,青聲誌也逐漸對運動中的主題產生好奇,決定對外尋找更多的對話機會。我們一場辦在台北,主題是糾察。由於立法院長時間的占領較以往的社會運動特殊,糾察擔任「守門」的工作便凸顯出來,而糾察夾在警察與群眾間,審度安全的考量也引發了爭論。另一場辦在台中,主題是邊緣青年,我們對中南部學生與未能掌握論述能力的學生如何參與這場運動,如何發展另類的實踐,運動對自身的影響又是什麼?展開討論。 然而青聲誌過去未曾針對一個特定的社會議題對外去發展團體討論,「怎麼去發展團體對話呢?」這是生命故事團體方法上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團體意圖去強調民主的面向,實驗每個成員的自發性,又不會讓討論發散的進行。因此在團體的方案設計中,我們設定主持人,每個團體成員都是催化員,對話能允許並尊重主動的發問或回應而讓主題有不一樣變化與發展。另外團體過程也邀請一個主要分享故事的談話者,從個人角度出發的故事,為團體鋪墊一個歷史的時空。這也是為什麼我的服貿生命故事,會用「我的」,強調不用集體敘事去取代個人經驗,通過成員各自的努力與貢獻,推動討論,發生新的學習與理解。 實作故事團體方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團體呈顯出社會議題/社會運動不容易看見、甚至忽略到的面向。舉例而言,當議場內的學生與國家機器每日的攻防裡,擔心敵軍滲透、偷竊問題、權力爭奪,而形成的信任感的缺乏,工作位置取決於學生運動的人際關係來篩選可信任的夥伴。糾察經驗的出場大家有機會開始思考怎麼去面對無名者的語言,及運動中沒有處理到的情感面。成員也辯識到運動決策的民主,權力中心怎麼形成、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議場內外如何溝通等。在團體裡,這些討論通過故事不再被去脈絡理解,能夠看到一場運動對不同參與位置的學生發揮影響的樣貌,反思性對話也有機會在團體後發生。差異性的看見,不再是區辨敵我或是追求有績效的分工,而是,信任與連結的基礎。故事提示著,共享的集體經驗如何作為理解他者的驅力,從而建構出反思歷史與行動意義的基礎,重寫新的認同,這些都仰賴細緻的敘說與聆聽。 回顧青聲誌的敘事工作,時至今日,當晚熟世代、青年貧窮、社會正義已成為國際共同的議題,教育面對的是人,是一個文化工作,也是民主的工作,期盼有更深厚的教育故事出土,教育改革的路上,共同攜手努力。

安藤忠雄美術館嗆馬事件簿

[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四期]
採訪撰文/劉惠中 2013 年 10 月24號,亞洲大學安藤忠雄當代藝術美術館舉行揭幕典禮,台中市長胡志強、總統馬英九皆受邀出席參加。隆重的開幕式上,一襲紅色揭幕布大到足以覆蓋整棟美術館,校方並請來校內管樂隊與熱舞表演為儀式暖場。 就在馬英九受邀至台上致詞之際,舞台前的貴賓席跳出兩位學生,高舉海報、趨前大喊口號,場外也有學生開始拋撒傳單。但不到三十秒,這些學生就被現場維安人員架離現場,在場記者蜂擁而上,卻只見抗議學生邊喊口號邊被押上警車。 對於突來的騷動,馬英九似乎未受任何干擾,從頭到尾未做回應,仍完整地進行致詞演說。只在演講最後補上一句:「台灣在民主經濟已經走向前列,應多一點理性、少一點激情,多一點智慧,少一點民粹。」 不出所料,這場嗆馬行動在媒體上博得不少版面,然而除了聚焦「衝突」與「行動製造的效果」,很少有人進一步地去追問,這場抗議的行動者究竟為何行動?而這場抗爭又對亞大校園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行動者又是如何面對行動後所產生的各種效應? 青聲誌這期為行動前後做了記錄,也採訪參與「嗆馬事件」的成員,希望一探亞洲大學學生的學生運動參與經驗。 參與人員檔案 黃馨儀 :亞洲大學商品設計系學生,時任不學無術丈量室社長。參與過振聲高中校園民主事件、反媒體壟斷運動。 紀馨琪:亞洲大學社工系學生,時任不學無術丈量室副社長,參與過大埔運動。 劉惠中(哈拿):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生,不學無術丈量室創辦人,烏鴉邦co-founder,當時休學。 之一、抗議日之前:為了什麼而抗議? 這一場行動,並非學生臨時起義。事實上,在事發的前一晚,有著這樣一場討論....... 十月二十三號晚上,兩名主事學生在地下餐廳與些許朋友(得知馬英九將到亞大的消息後,便聚集)討論抗議的手段與目的。有外校常跑運動現場的朋友,還有校內友善社團夥伴。一開始討論訴求內容,行動對象就是馬總統,因為他的身分代表國家也代表政府。接著與會夥伴構思目前的社會情勢:何種事情是政府並未處理妥當的部分?最後把這場行動定調成「為民發聲」。 經過一番討論與凝聚共識,在場參與者也形成一種集體行動的默契,將團體行動優先於個人。原本,有兩位亞大學生打算籌組新異議性社團,考量校方事後究責,若以團體名義可避免個人承擔風險,加上已有其他異議性社團「不學無術丈量室」已在學校立案,便決定暫時以此社團名義作為發起單位。 [訪問一] 哈拿:從看到馬英九要過來,到發起行動,中間是怎麼決定的? 馨儀:我覺得總統難得來,就要好好把握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並且也希望在學校裡找到可以一起談政治的夥伴,對政治表達意見。 哈拿:你覺得抗議馬英九的意義? 馨儀:我覺得是,身為學生,能在學校發表政治的機會,而馬總統來了代表機會就在面前。平常生活中都沒法見到他,既然來了,就想要跟馬英九說社會上正在發生許多事,想要他正視這些事。同時我們想要帶出一個行動畫面,我們是以學生身分抗議,代替人民說出怒吼,用媒體效果來表達呈現。 之二、行動後的輿論:一場「維護秩序」的論戰 行動之後,發起抗議的學生除了面對法律責任外,也同時必須回應校園內對於「破壞秩序」的質疑。 事發之後,學生被送到警局。隨後,亞大學務長張少樑也趕到現場。除了向警方詢問狀況,張少樑也陪同學生等待律師。過程中,張坐在會客室向學生表明自己的看法:「......這場開幕典禮就像是學校舉辦的婚禮,要慶賀本校的得來不易的成就──興建完一座建築大師設計的現代美術館,你們應該要優先以學校的活動為考量。」談話過程並沒有對學生聲明稿內容發表看法,僅表示,學校不反對有這樣的學生表達意見,但場合、時間、地點應有更好的選擇。 後來,自由時報記者追問校方的懲處機制,學務長也以「要回去由獎懲委員會決定,現在尚未有完整立場」回應。直到律師前來,協助三名學生完成筆錄後,三名學生便被學務長開車接回學校。 從亞大學務長張少樑的處理方式可以發現,校方並非以大學教育者自居,而是以「家長」的身分來「關心」學生。因此,整個過程中都未能見到校方以大學精神如何面對國家暴力的視角來理解這個行動。 而行動落幕後,參與行動的成員也緊急召開會議,思考如何處理輿論。 原本,學生計畫在抗議事件過後,趁勢把議題帶入學校激發同學們的討論,但後來發現校內輿論竟集中在對「秩序」的論戰。許多亞大學生在亞大最大的網絡公共平台抨擊嗆馬學生「漠視學校活動場合之秩序,行個人政治表態的不當之舉」,是「干擾大家進行活動,毀害校譽且不尊重他人之行為。」 爭議開展,舉辦說明會方式回應學生質疑 因此,成員開會決議,將「議題宣導」替換成「探討秩序」的說明會,希望創造讓行動者公開說明的機會,名稱定調為:「請理解任何場合的異議之聲」。先由違反秩序的人進行公開說明,再向大眾解釋「嗆馬行動」的動機與目的,期盼互相理解跟對話的過程可以更激起校園學生的參與,並在對話中釐清責任,尊重不同立場的發言。 10月31號當晚,約30人前來說明會,參加者包含外校學生,兩名校內行政人員,以及校內學生。許多亞大學生都頗為一致表明:「這場活動是一個學校辦喜慶的地方,我們認為你這樣砸場、媒體焦點被轉移,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至於學務長,除了重複說明在派出所「婚禮被砸場不禮貌」的論調,也提出他認為學生犯法的原因;倒是來參與討論會的校外學生靜宜大學「尋根樹社」前社長王繼強,跳脫「維護秩序」的立場,從「大學定位」來談。他指出:「有這樣的學生出現在這學校其實是一種該被肯定的事,因為這代表學校所訓練的學生不是只是想著自己的就業機會,而是想看見社會更多問題」。也有校友拿出安藤忠雄的個人自傳回應校方對學生抗議的否定:「在我讀安藤忠雄的書籍中我看到了一段,是描寫安藤忠雄如何因為過去的學運浪潮而開始對他的建築設計有所啟發。」 [訪問二] 哈拿:你怎麼評估這件事的影響引發的效果? 馨儀:我預期的反應就跟振聲事件(註一)差不多,就是被抓去質問被教官老師們斥責之類。但我認為學生本來就有抗議的權利,如果學校把學生退學,那就是更加糟糕。 哈拿:你覺得這個行動帶來什麼影響?對自己跟對學校。 馨儀:對學校,應該是有些有關心社會議題的人會看到這社團;對一般學生來說,則是打破他們安逸的校園;對我自己,過程中我不斷學一些事,就是對別人要怎麼講自己的看法,這部分我有比較熟練,以及要如何有效快速讓別人知道我們在抗議什麼,這形式要怎麼表現有多一些想法,這是覺得自己有學到的部分。 哈拿:為什麼讓別人理解你做的事很重要? 馨儀:我覺得這個可以拉到更多一起抗議的夥伴,放遠一點來看就是群體的培力。培力學校的學生(對某種民主的想法),或許在這嗆馬事件中,百分之一的人有被培力到。至少校內有激起一堆學生開始進行「學校該不該討論政治」的話題,除了亞大一家人(註二)以外還有某一位學長,他會把新聞放在討論版上,討論這事件的法律概念。我覺得這過程下來,有助於反抗學校對學生的洗腦,說你沒有抗議資格或有立場這樣(學生不需要參與政治)。 哈拿:你怎麼看待學生討論政治這件事? 馨儀:可能這是學校沒有辦法給學生的東西吧!學校沒有教學生參與社會議題的方式、怎麼思考社會問題,還有如果看到別人抗議,你可以用怎麼樣的心情去看這件事……等。 有人覺得抗議的場合不應該在學校;有人覺得抗議的場合在學校有何不可?有正反兩方的討論,後來我們有辦座談會,告訴大家抗議的場合是不受限制,這本來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我覺得學生本來就應該要獨立判斷嗆馬這事情是什麼樣,而不是只有聽學校去講,聽媒體怎麼寫、學生也需要聽我們的想法,之後他們可以互相去比較說法。 之三、判決結果出爐:缺乏發言權的學生 經過一個月後,警方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將三名學生送交台中地方法院司法判決,結果判決學生並無違反該法律。但儘管看似司法的開示、學校的恩澤,卻沒有人追問,為何沒有空間讓學生公開討論「秩序之目的與存在」。 法官的裁示,雖然表示當初警方的控告不成立,但「秩序」的定義是什麼?在整個司法過程中,論述的權力仍是來自警方、大法官。警察可以直接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學生,審判也全交由法官裁決,學生從抗議後、移送警局、到確定審判結果(註三),皆沒有任何可以反駁跟說明的空間,也無法表述自己的行動意義。 三名學生接獲裁定書之後,校內也發出懲處決議。黃紀兩位學生,先在軍訓室撰寫悔過書 (詳述事發經過跟動機),隨後也參加獎懲委員會。會議中大多數的委員試圖以「主事人員毀壞校園秩序」為結論,但會後經過學務長各方協調,獎懲結果為:「請主事學生在校內舉辦三場關於公共議題的講座,一場必要兩小時以上,並邀請三所學校10名以上的學生出席,若不配合記申誡一次。」
[訪問三] 哈拿:跟預期的結果有差別嗎? 馨儀:到學校開懲處委員會前,校方、師長跟學生的樣子跟我預期的,都沒有太大差別;但之後看到懲處委員的處理方式,覺得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東西。副校長說不要罰這件事情我就覺得很不錯,這代表學校對校園民主有做些事。學校在這過程中有練習重新對學生再做一次判斷,這個方式是跟我原先預期不一樣的。 哈拿:獎懲委員會上學生的態度? 馨儀:感覺亞大一家人罵我們的這些學生變成了主任身分(立場都一樣),老師也有說話,我跟紀一開始表達很強烈:『我們並沒有做錯,為什麼會在這邊可以請學校給一個解釋嗎?』 他們就說:『你們怎麼可能沒有做錯?』 哈拿:你對這些輿論的看法? 馨儀:我認為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耶(默)......感覺這學校的學生好像比較害怕威權,但這東西不應該去害怕。而且在事後發現,校園民主這東西不是每個學校都有,那個意識好像不存在亞大。他們害怕「鬧事」,也覺得我們只是想紅。 哈拿:你覺得學校這次扮演什麼角色?那這角色對整個事情影響為何? 馨儀:他們想要維護著一個看似和平的校園,角色是一個大家長。認為我跟紀這樣的學生是激進份子,最基本的就是希望學校不要出事,那對待學生有沒有尊重?事實上是沒有,他會覺得照顧你跟保護你,不要讓你偏離正軌,不要變成別人的異類......但我的感覺是,這樣的照顧反而是一種另一種弱化,「強迫變成小孩」,這會讓學生無法獨立思考,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什麼。 哈拿:那你覺得學校應該要怎麼做? 馨儀:我覺得學校應該是要做一個機會教育,跟他們說這件事有什麼好或什麼不好:有抗議的學生出現,大家怎麼想?甚至可以跟學生討論那學校是不是一個可以作為抗議的場合?學校應該要做一個教育單位教大家怎麼看這件事,而不是強迫我們變成跟他們想要的學生的樣子。理想的情況是,像我有修邱老師的課,他就會在上課討論嗆馬的問題,打開一個有爭議事情的討論空間,希望所有人一起來說說看法。而我們去弄座談會也是有打開那個空間,對比老師所做的跟我們在做的,學校更應該要做這件事。 之四、履行處份:未獲足夠的輿論支持,只好向校方妥協 為了完成學校給予的處分,兩位社團成員在12月5日舉辦了一場電影欣賞會,播放「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希望去論述一個社會若不思考,其實是一種平庸的邪惡,將造成很多想像不到的後果。成員並在粉絲頁宣傳寫著: 「在此申明,辦講座本來就是我們社團會做的,參加的人也從不限定校內、外的學生,本社團本來就想要把議題帶入校園、讓大家一起經過思考、討論、參與。學校以懲處的民意要求我們辦講座,代表學校對這件事情的想法還是有違反校規的意思存在……法律上已承認學生在此活動中嗆馬屬於言論自由、但學校以辦講座的方式執意要當成懲處。使社員們哭笑不得,不學無術丈量室,光榮受懲,毫無悔意!」 當天來的人確實有其他學校學生,講座也完滿結束,縱使學生不想接受學校的定罪,但礙於整個事件已經掀起了一陣學校的師生撻伐。如為了徹底挑戰對秩序的質疑,對懲處結果發起抗議,也擔心無法承受引發的反彈代價。畢竟從被逮捕、進入獎懲委員會,學生力量都不足夠挑戰校方、國家的權力,即使不滿也只能妥協。為了證明「學生是理性的,是想深化議題」,只好配合學校,將原本社團就在做的事,展演成「被懲罰」的戲碼。 校方獲得了開恩的美名,強化了「不用破壞秩序仍可以討論議題」的假象,學生在維持秩序的戰場中退為只能證明自己是「理性」的「好」學生。無法引發質疑校規的輿論,也喪失了在校園中議題深化的討論空間,更無法提升原本要為民請命的事件能見度。 之五、事件後反思:不夠「專業」行動者的代價 從2012年反國光石化運動以來,許多學生紛紛號召群眾參與社會運動。諸如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等,許多自詡「捍衛社會正義」的學生相繼成立組織,擾動社會輿論,讓許多過去不會浮上檯面的開發案露出馬腳。如陳為廷率領苗栗青年對劉政鴻住宅潑漆,又或是青盟發起一場至今最大的媒體改革運動。不論是學生組織或是個別明星,學生逐漸被賦予社會改革的希望,許多學生也掌握發言權,取代上一代的政治明星與學者專家,企圖引導社會重新解讀政治,也慢慢產生一種「清純的學生,帶領社會抓賊除惡」的想像。 這樣的「議題代言人」的角色,讓許多學生可以暫時逃脫既有的位置(乖乖念書找工作),也成為了其他「有志青年」競逐的位置。許多參與過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的運動青年,回到學校嘗試類似的行動,諸如議題講座、或是發起嗆聲行動。但種種表現方式,還是透過一個「價值進步與否」的分類來帶領大眾思考議題。於是,整個社會接受了菁英學生的倡議方式,卻也忽略了其他學生多元參運動的可能。對於這些非明星學校的學生,要如何培訓、接納,到讓他們有機會上舞台,運動社群並沒有太多想法。 由此事件來看,三名當事者無論在司法或是校規,皆以漫長且複雜的程序獲得除罪。雖然在校方聲明及司法判決下不至於成為「暴民」,不過最先發起的訴求被模糊,並沒有達到太大的社會認同。甚至有些網友留言說:「人數過少,民意基礎不足」,直指此行動不具足夠正當性。而三名學生在處理對周遭環境人的指控也分身乏術。 學生面對「號召力不足」、「破壞場合秩序」還有「議題宣導太片段」等指控,在在顯示了台灣對於學生運動,習慣以「完美的革命者」來檢視學生。這「完美」的要素包括論述能力、身分位置以及動員能力,也可說是行動者資格的定義:「怎樣的人有資格搞學生運動?」故整個行動的落幕,雖然學生並未被冠上犯罪之名,但整個行動也在不斷繁瑣的澄清「自己是理性的抗議者」之中耗盡熱情。 如果「運動的資格」,只能讓某群學生來使用,無法達到這些標準的學生,只能算是「群眾」,這些只經歷過動員的學生回到校園操作一場嗆馬事件,事實上光要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就要付出許多的精力。諸如撰寫聲明稿、人脈動員、媒體報導、行動現場路線策畫等,而這些技術沒有足夠的練習下也只能展演一場30秒的抗議。從學校譴責至學生社群的認同,都可以看出,這三名學生在行動的參與中,製造衝突所付出的代價比想像中的還要多更多,而這些代價,是過去在種種運動現場標榜每位參與者都是公民身份,缺乏深刻認識與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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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振聲事件 2013年6月發生在桃園振聲中學學生言論事件。跨校刊物以《烢報》刊登振聲中學校方侵犯學生權利的報導,刊物遭到校方大規模查禁,此一事件引發高中學生抗議聲浪。 註二: 亞大一家人為亞洲大學學生的臉書討論群組。 註三:判決結果節錄: 本院因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定之 「藉端滋擾」,應指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滋擾他人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以擴大發揮,而逾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致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而生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如此,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有關場所之安寧秩序之保護,與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始能取得平衡。易言之,倘行為人基於對公共議題之言論、請願等自由,而在特定之公共場所中為意見之傳達,所為之言行如未逾越一般社會大眾觀念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或對場所秩序之影響未遠離以維持或回復之情事者,既難係認「藉端滋擾」。 參考資料: 1. 各大媒體新聞報導 2. 法院裁示文件 3. 法律條款,警方抓人定罪的條例,警方要求出示證件的條款 4. 行動現場影音紀錄 (民視、公共電視) 5. 獎懲委員會紀錄 學務長、黃馨儀訪問逐字稿 座談會參考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715338988478088/permalink/717359038276083/

大樹變奏曲

一個關於教育、社會化與自我的生命故事


[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四期]
採訪撰文/李盈萱 大樹是個細膩的直線條,充滿活力與領導特質的屏東孩子。在國高中的求學過程中,我們許多人承受著萬般的無聊與痛苦,不知為何,硬是要跟著制度的安排,咬牙完成一個接著一個的學期。大樹,卻不是這樣。看不到讀書的意義何在,她就斷然放下,去做有興趣的事;等待目標形成了動能,再全力投入。「勇敢」不是用來形容她的本性,而是從她身上,看見另一種求學態度。 大樹,愛往山裡去的東吳大學社工系系學會前會長,曾以「反漲學費、監督東吳地下餐廳外包案」等政見參選東吳學生會長,最後以些微差距落敗。 序章:屏東的放牛班   大樹成長的地方,位於屏東潮洲一個鄰里關係緊密的小村子。每個人都是叔叔阿姨。小孩不認識大家,但大人們一眼就可分辨小孩出自誰家。大樹說:很可怕。我都不能做壞事,大家都會去跟我媽告狀。國中的時候,我帶同學到隔壁鎮去看病。老師叫我帶他去看醫生。我們就先回他家拿健保卡,但他心情不好,我就陪他聊一下,看完病後就先溜去吃豬血湯,又去吃了冷熱冰才回學校。因為我們村很多人都在那個鎮工作,我媽從頭到尾都知道,而且是三四個不同人跟他講,「你女兒上學時間在吃冷熱冰」、「你女兒上學時間在吃豬血糕」。 憶起國中生活,大樹說自己的國中念的是放牛班──儘管礙於教育部禁止能力分班的規定,學校並不明說哪些班級是菁英班、哪些班是放牛班,但是教育資源的分配與學生的家庭背景卻說明了一切。學生們入學一陣子後,就會發現某幾個班素質最差,大樹所屬的班級與比鄰的班級就是全校最差的。反觀獲得最好師資的菁英班,巧合地聚集了鄰近許多學校校長或主任的孩子,到了二年級、三年級,全校模擬考的前十名都出自這班。學校對於轉學生,也是用相同的分類系統,若是南榮國中轉來的學生,就安排在菁英班,隔壁光復國中因耍流氓被勸轉學的學生就進入放牛班。即便在放牛班裡頭,也還要進一步能力分班,英文與自然科要分組跑班上課。「超靠夭的。連放牛班都還要分厲害的跟不厲害的……我長大才發現這根本就是違法的」大樹說。 放牛班除了學業成績不佳外,另一個特色就是很多流氓混混,學生經常翹課。大樹認為某個程度要歸咎於學校能力分班的潛規則,已經先劃好哪些是要在乎的學生,誰是要放棄的學生,「這些班可能本來就比較差,又碰到比較不認真的老師。老師也知道他帶的班比較不好,他已經有了這樣的認知,怎麼可能好好的對待學生。」 第一樂章:讀書是為了什麼? 雖然在屏東的國中念的是放牛班,但大樹為了離家遠一點而拼上了高雄市立三民高中。身為同學中屈指可數的鄉下小孩,課業成績落後使她對「唸書的目的」產生越來越多的質疑。一個原因是對教學的方式不滿,「我覺得這不是學習,很無聊。那時成績的落後也是個原因啦,鄉下小孩的水準跟都市還是有差。」 大樹開始思考她與教育的關係,她如此描述:「教育到底是發生甚麼事?為什麼我要考試?為什麼我要念書?都沒有人告訴我。我又不是像很多人志願是台清交,所以念雄中才能讓你踏上台清交。我又沒有這種東西,我也不知道我大學要幹嘛,也不知道我要讀什麼,我只是為了要逃離家裡所以逼自己考好一點上高中。我真的沒有目標耶,所以人家說要考大學,對我來說很空泛,根本不清楚為何要在這裡做性向測驗?為什麼你說我適合做人文工作以後我就要做人文工作?當時管樂社的興趣跟學校課業也沒關係,可是我離不開這裡,不知道讀下去要幹嘛。所以二年級下學期我就都不去學校,等我曠課時數快滿到快退學時,爸媽就妥協來辦休學了。休學後賴在家裡一段時間,因為不知道人生要幹嘛,那時候有點混亂,壓力很大、情緒很低潮,就關在家裡一陣子。一、兩個月後就又跑出去,想要玩音樂,做有興趣的事情,就開始辦音樂祭。」 第二樂章:「做自己」與社會化的交互作用 高二下休學後,大樹到了一家企劃公關公司工作,經常辦演唱會、社團成果發表會等活動,結識不少高中生、大學生。這些學生發現大樹年齡與自己相仿,卻沒有把高中學業完成,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大樹的狀態似乎很奇怪。「那你不讀大學,以後要怎麼辦?」一位高中生這樣問她。「這話讓我非常不舒服,誰說沒讀大學就沒未來。」大樹說。 但另一方面,工作的疲累也讓她開始欣羨學生生活,大學生活尤其看來多采多姿。大樹說自己其實是個愛唸書的人,只是愛唸的書不是教科書。高二時,對學業感到極無聊的日子裡,很常看武俠、推理或是翻譯小說;休學後,類似「惡童日記」等刻劃主人翁如何在破敗、渺無希望的環境(如二戰後的歐洲、精神病院)中自處的文學作品,格外吸引當時處於心境低潮的大樹。大學,好像就是一個可以不受教科書標準拘束,自由讀自己想唸的書的地方。 企劃公關的工作不同於以往學校社團可以只專注在音樂上,還無可避免地碰觸到社會現實的運作規則。比如說,辦類似規模的演場會,公司若是向政府單位承接案子,就可賺進很多錢。這樣的事情在道理上根本講不通,很奇怪。見過這些後,大樹逐漸有種「要改變就要掌握權力」的認知。那要如何才能掌握權力呢?工作上認識的學生聚餐時,碰上同桌有台大的就會引起一陣羨慕與崇拜的驚嘆。「要上大學、唸台大」的想法越來越清晰。 「我在工作的過程中被社會化了。」大樹說,她原先難以理解大人把社會上的遊戲 規則帶進學校、強加在學生身上的做法,但工作後,這套規則卻自然地內化了。唸書,唸大學,唸台大,得到權力,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第三樂章:多重教育經驗 殊途?同歸? 由於原本的學校不希望大樹復學,她太久沒讀書,也錯過轉學考時間,不可能考轉學考,所以她找了一間離家相對近、位於屏東市的私立綜合高中。這是一所有普通科的私立高職,大樹在高職部待了幾天,就轉進心儀的普通科,開始奮發圖強。這次,有了較高的動力,她改變在高雄無心唸書的狀態,加上高中老師教學態度與同儕的學習氛圍也讓她的成績迅速提升。她描述這段轉折的經驗:「高雄功課很差的時候,老師就滿放棄我的。因為他們人很多啊,三、四十個,我狀態不好,老師也沒辦法顧我。可是在屏東的時候就不會,老師都願意為學生付出心力的。這是學校地區差異:在高雄,沒有什麼月考前讀書,大家都自己去補習班,可是在屏東,大家考前會約去學校讀書,早上十點開始,我教生物,因為我生物很厲害,誰數學很厲害,換他教。我們沒有補習班,就靠自己,那個學習氛圍很好,老師也不會嫌你笨。  高雄的時候很明顯,老師喜歡去辦公室找他們的學生。這是一個很大的一般高中,數學就有數學科辦公室,自然有自然科辦公室,辦公室跟教室在不同大樓。可是在屏東的時候只有兩個班,老師人數不多,所以大家跟老師關係都很好。普通科旁邊就是普通科辦公室,不同科的老師都坐在裡面,學校的規模也影響到學生跟老師的關係。  我覺得真的是屏東讓我人生開始有機會。一年沒讀書其實是很可怕的事,而且高中念得又是很死需要長期累積背誦的東西,所以我一開始都考零分。第一次月考,我對物理老師說,「老師,你講什麼我都懂,公式怎麼推演出來的我也懂,可是我不會算」,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讀書了。而且我在休學前就已經放棄我的課業了,老師下午花了一個半小時,重新教我十字交乘法。他們沒有人因為我第一次月考時都考零分就覺得我怎樣。可是如果我在別的地方,我就會因為考零分被別人說很笨,老師也不想為我花什麼心思。就是因為老師連十字交乘法這種國中的東西,都肯帶我再複習一遍,我就覺得很感動,我才開始認真讀書。 我們班有32人,我就這樣在一個學期內從倒數第四到第四名。我當時的班導師也是這種老師,不會一直灌輸升學主義,他很注重學生的發展跟個性,真的把我們當孩子般照顧。但是這種有良心的老師是少之又少,就算老師這麼好,教育環境裡也沒有多元發展的空間。」 不只是唸教科書,還有怎麼活用教科書的內容。有次舉辦科展的機會,學校老師們沒打算主動指導學生參加,但是大樹跟同學們硬是組了一隊。「我們屏東這所高中的學生都很反叛」,她們注意到課本上說過用人造濾紙提煉縲縈這種纖維,就想嘗試用天然的材料來提煉,比如說香蕉皮、甘蔗渣、厚紙板等。學校有間廢棄不用的化學實驗室,隊友們就將裡頭的各項粉末、溶劑都拿來測試,把課本上各種化學反應式都操作過,甚至還製造過炸彈!老師每天偶爾會來觀察一下,確認學生的實驗不會太超過。一邊讀書,一邊實作,大樹跟同學們的科展生活充滿樂趣。大樹回憶起這樣的學習經驗,有感而發:「我現在超討厭十二年國教的原因,是覺得我們還跟不上那個想法。教改的時候我還滿支持建構式數學,因為華人真的很愛偷吃步,背公式套題目,可是並不知道公式是怎麼來的。我當時很幸運,物理老師跟化學老師都會從頭講,什麼白努利定律從一開始怎麼導出來的。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學習,可是我們都不這樣做,因為這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不一定有效果。我們在乎的效果不是學習是成績,不斷教學生怎麼考試。我們還沒有多元的概念,整體台灣還是升學主義凌駕於所有的價值,在這樣的狀況下談多元升學,對學生只是一種折磨。」 無論在都市或鄉下,分類還是存在。屏東的學校,也在分類。大樹上課的教學大樓,集合了普通科與各個職業科(電子科、日文科等)的菁英班,僅僅隔三四個車道寬的大樓,則是職業科非菁英班的教室。兩棟樓,兩個世界。所有的課程都分邊上課,雙邊都被校方告誡不要互相往來。少數雙方會交流的場合,便是全校性的體育競賽。職業類科班級總是獲勝,嘲笑菁英班們體力孱弱,菁英班則諷刺職業類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兩邊互看不順眼。  大樹高中時擔任學校輔導室的志工隊,經常要到位於職業類科教學大樓的學校處室走動。經常目睹下課時有人受霸凌,有人的書包從樓上被丟下來,有人在一樓廣場打架,整棟教室所有的窗戶上上下下萬頭鑽動、鼓譟歡呼。自己國中時分在放牛班,高中卻被歸類在菁英班,自己所屬的分類或學科分組獲得的教育資源明顯較好。「真的很噁心」大樹說:「能力分班對那些本來能力比較好的人有好處。因為在這個社會只看重一種能力,在學校分班表示你只在乎那個能力。能力不好的人,我講白一點,學生的資本累積是什麼,就是分數嘛。沒有條件累積那個資本(分數)的學生,就會被丟在後面。可是你其他好的能力也不會被注重。這種被否定、被放棄的挫折感,在一個人身上累積久了是很可怕的事。我覺得我們憑什麼在那邊說誰很流氓,哪個小孩混混。這些跟我們真的都沒有關係嗎?這跟我們這個社會怎麼看待他們都沒有關係嗎?為什麼會去混流氓的都是分數差的?我覺得這不能只怪學生不讀書所以就去混流氓,是我們把他們逼到不會讀書,所以只好去混流氓。他們其實有其他選擇,可是不知道這些選擇在哪裡,也沒有人給他們這些選擇。所以他只能去混流氓。   每次做性向測驗,講得很好聽,要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但是講難聽一點就是限制學生發展的可能。台灣長期就是這樣耶,為什麼女生寫出來的性向測驗都比較偏社會組,不是女生真的比較偏社會組,完全就是教養的方式讓女生對機械沒興趣。我小時候很愛拆東西,爸爸就說你是女生你不行,還會斷電不給我看電視,還會把門綁起來,確認我不會出去。我會打開一點點研究他今天怎麼綁,出去樓下找到總開關。但是我第一次在三民高中填組時我也是填社會組,因為人家都說女生填社會組比較好,像我比較關心人文的,選社會組比較好。但我後來回屏東讀三類,也讀得很開心,發現怎麼物理那麼好玩。這種分類反映的只是學生測驗當下的狀態,這個狀態有太多事情要被探討,但都會影響學生之後的選擇,包括:怎麼被養成的、生活環境、家庭背景等,都會有影響。」 高中生活的尾聲,大樹的分數似乎可以上國立大學,對一家屏東私立綜合高中而言,這是難得的榮耀。但是大樹卻執意要選填私立東吳大學的社工系,學校的主任及老師多半難以理解。她覺得,校方只在意榜單中有多少錄取國立大學的名字,而不在乎學生真的想要讀什麼、想要過什麼生活。「從小到大,大家都只會問你長大想當什麼,可是沒有人問過,你想當什麼樣的人?我們不斷用框架框住人,他能夠有創意,可以有發揮,只能在那個框架裡。我覺得好可怕,我當保姆照顧小朋友,冰箱上貼了一些他們做的勞作,有點像沙畫,你唯一能變動的只有顏色。最厲害的小孩就是一個區塊不會只灑一種顏色,會亂灑或有漸層之類的。可是不管怎麼樣你只能在這裡發揮,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四樂章:災禍降臨 撞擊學習的意義  大樹回到高中時,曾懷抱著要考上台大、獲得權力、改變世界的目標。但是,到底具體要唸什麼學校、科系、要改變什麼,都還相當模糊。準備要升上高三的暑假,莫拉克颱風重創了南台灣,大樹的家鄉屏東是重災區,許多兒時朋友紛紛傳出失蹤、過世,她不禁再度開始強烈質疑「唸書到底能幹嘛?」。因為感覺不論再怎麼努力,一次天災就什麼都沒有了! 大樹住家對面的小學,有民間就地組織起來的臨時救災指揮中心。物資與來自各單位的人力不斷湧入。但是來協助的人力多半是外地人,難以久留,資訊與經驗容易有斷層。在此情形之下,每天都會到場幫忙的大樹就成為指揮中心的重要幹部。救災期間目睹許多人力與物資被浪費的黑幕。如平民的三層樓都還淹在爛泥裡,軍方卻出動一群人幫有鄉代背景的災民水洗庭院。後來,大樹認知到生命無常,加上接觸到前來協助救災的師生,她越來越具體地描繪出自己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實務的助人工作。對大樹而言,社工能看到人的處境及其所背負的社會結構,助人工作就是改變社會。 第五章:社工是「社會」工作者 聽聞東吳大學社工系以實務聞名,高三開學後,大樹充滿幹勁地讀書,周末仍上山協助災後重建。果然最後如願以償。大一時,她當上系上一個營隊活動的組織者,一改志工多半只能聽命辦事的風氣,採取平等、參與式的工作籌備方式,因而意外受到同學歡迎。但大樹發現,類似的權力關係也存在系學會中,為了改變這種現象,便一股腦兒報名參選。擔任系學會會長的一年,大樹參與許多校外的社會運動,包含反對教育部漲學費行動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東吳大學校方是贊成漲學費的,「使用者付費、私有化提升品質」價值觀,也改變了校內的發展。如校方開始計畫向學生社團收取空間使用費、校園餐廳招商方式改成由一家大公司統籌發包。大樹眼看前任學生會對這些措施毫無警覺,又決定參選東吳大學學生會長。後來,雖以些微之差落敗,她仍積極關切校方與現任學生會的作為。 開始念社工系後,大樹發現,有許多社工界的學者、同學認為社工就是服務個案,並無其它。但她卻認為,以上這些選舉、參與社會運動的舉措跟她認定的社工工作並無不同。她認為社工需有「社會」的視野:「就算是改變個人,社工也是在跟這個社會工作,絕對逃不掉。可是我們又一直掉,好像社工是一個真空出來的工作,怎麼可能!你可能在一個精神病院服務,就覺得你服務這個精神病院,你的世界就是這個精神病院。但每個進來精神病院的人背後都帶著一個社會;在社會局裡服務家暴的人也一樣,每個婦女背後都帶著一個社會。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參與公共。就算是服務個案就是在參與這個社會,都在參與公共生活。個案化是逃不掉的,可是我們現在不斷把個案化區分出來,好像我們只服務這個個案,可是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跟他為何變成今天這樣,他的,我不喜歡講「問題」,因為有時候他的狀態不是一種問題,就只是他現在的狀態而已。然後你要去跟他一起工作,你迴避不掉阿,雖然個案工作,跟社區工作、團體工作沒有關係,但你的對象呈現的就是社會的樣子。社工界很多人只在乎服貿對社工產業,對長照機構,對醫療機構的影響,可是不在乎對社會會怎樣,很少人談服貿對我們要工作的對象,對原住民、婦女的影響是什麼。不踏出去了解社會,這太脫節了。 我覺得要先會當人,才能幫助別人。如果做為一個社工,對於在自己身上的壓迫是什麼,要怎麼爭取、要怎麼對抗都沒辦法知道,那你怎麼能看見在別人身上的是什麼?這是社工要關心社會的原因。社工應該要是個行動者。」 終章?迎向未知的人生,但無所畏懼 訪談最後,我問大樹未來有什麼規劃。她說:「沒有規劃。人為什麼一定要有規劃?人生很難說,可能突然來了個好機會,就變成接下來的規劃。」目前,她沒打算完成社工系的學業,因為該學的都學到了,自己很清楚人生要往哪個大方向就夠了。我又問,為什麼從求學過程到現在,你很多決定似乎都做的很義無反顧,沒有害怕、躊躇?大樹是這麼回答的:「因為對錢沒有焦慮吧。一方面父母親做農的,東西都是夠用就好,這個價值觀影響我很深。第一次高中休學去工作,賺到錢想學同事買禮物給爸媽,但是他們也不太喜歡多餘的東西,所以,我也沒有覺得要賺很多錢讓爸媽高興。另一方面,我有工作的經驗,所以對自己賺錢的能力有信心。錢不夠,就再去賺。別人講什麼我不太在意,所以對未來沒有恐懼。」

喜德看技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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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青聲誌編輯群 整理、撰文/范軒昂 前言:相較以往我採訪的技職生,我感覺喜德很幸運,有自己的專業技術,也遇到很好的老師。即使如此,他仍然感受到求學過程中出現的那些限制與困難。我印象很深,我問喜德,如果你眼前出現一個將跟你一樣經歷這些故事的男孩,你會對他說什麼?喜德很認真思索問題的神貌、他的回答觸動了我。我知道,經歷這些的他,多麼的不容易。 考試教育下的求學歷程 國小是國樂班,讀書的時間很少,老師會請班上數學成績好的學生去教考得不好的人。我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很差,那種自卑感很深,看到考試成績上中下的人都有,第一次體驗到這個世界上人會被分成這樣。可是對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朋友這有多傷,看到別人的成績就是那麼好,可是我不管怎麼考就是這樣,但那時又拿不出別的能力來凸顯自己,大家都是國樂班。我不太敢跟成績高的人互動,他們好像能力比較好。父母不會要求我成績,可是自己到學校壓力會有點大,考不好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會有自己很爛的挫折感,看到其他人成績都很高,挫折就更大。其實,如果跟全校比我不算差,但在班上大家成績都很好,相較我就很差。也就是這樣,之後我選學校,就不會去當後面,不想讓自己當後段,那很難熬。上了國中,就不會有這種感覺,因為有很多人比我更差。 國中念台南成功國中,小學校,一間鐵道旁的國中,十個班級,我在校成績不錯。學校那時開放技職學程,給國中生探索技職教育,但是規定三種人不能參加。一個是學校的卓越營,是全校前三十名,他們星期六上午要來學校上課。另外一個,精進班,是班上前五名,全校前十五名,都得到學校早自修。再來就是國樂社,很奇怪這些學生讀書時間少,考試出來成績卻多偏高。我剛好三個都在裡面,就沒辦法去。 國中成績出來沒辦法上二中。那時候很頭疼,不知道怎麼選,也沒什麼人可以問。父母不是高學歷,我又是長子,沒有兄姊可以問。我跑去問老師,他們說如果是為了找工作而讀,那就去讀職科。我問那裡在學什麼?但老師們過去都是念高中的,細節也說不出來。還會有「分數高念高中,分數低念高職」的迷思。原本,家人叫我讀高中,我跟父母說,如果選高中就會在後段,選高職還會在top。所以我選高職,不願意求學生活一直考試無法休息。 那時我是免試入學第二屆,會看在校成績。我在學校是11%,可是很多高中就是10%,新化高中也是10%,沒辦法用免試進去。報了台南高工(南工)飛機修護科,沒上。後來去考基測,分數PR值66,依照前年比率,大概在南工板金科,但是覺得板金需要體力,我身材不適合。我那時化學強,就想說進化工,加上國樂班可加分,真的上了化工。求學過程我想的就是工作,我的求學動力來自於學習要實際,能對未來有幫助。 我的學習方式是用聽的 我覺得自己學習方式是用聽的,邊聽邊做來學,有操作過比較容易學起來,記東西也比較快。記得高二時,化工怎麼考都是30、40分,那時候真想把自己殺了。我請教老師,化學跟化工有什麼差別?老師說,化工是要應用在生活上,化學不用應用在生活上。學習動力跟實際的應用是連繫在一起的。比如說老師教我怎麼算怎麼解,我聽得懂可是就寫不出來。我的概念是對的,算式也寫得出來,可是數字就算不出來。操作部分,基礎的實驗我可以,大型機器因為學校沒有讓我們操作過,知道原理,可是考試就考不出來。 學習應該要來自於生活 從學科考試發現,對我來說,能在生活中被運用的知識類型,通常我會學得比較好。英文可以用在日常生活的對話,數學生活中用不到就考得差,音樂則會用到生活的想像去詮釋,也會讓我感興趣。 我踏入十二年國教的社會運動其中就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學校並不是真的貼近學生生活的內容。比如性教育,為什麼台灣教育這麼保守?應該要讓同學認識彼此的身體,減少困惑。課本的理論無法對照到生活,只有教這個名詞是什麼、那個名詞是什麼,名詞解釋,可是功能是什麼?都沒有提。 而社會環境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升學。我去念高職其實是想學到東西後再去就業,但高職畢業後我卻發現一定要進修。以前高職畢業就能出來工作,現在高職卻漸漸變成只是一個跳版,大多數同學們不會想說直接去就業,幾乎都要升學。台南高工算是不錯的學校了,是八大國立高工其中一所,也是這樣的趨勢。那是被迫的,我覺得我是一個被迫在教育體制要升學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三年我學得不夠專業也不夠深入,比如有些專業的東西,大學老師覺得你高職就要會,可是高職老師卻沒教。我原先期待高職是個讓我學專業的地方,出來可實際在工作上運用,後來我進來高職,學校卻強調考試升學,完全學不到可實際操作的技能,想學的反而被迫要到大學階段去補充。我覺得當前教育現場太過於重視證照、考試成績。我希望高職課程能朝向學生自由選課,不需要大家都學一樣的東西,什麼樣的知識要配什麼樣的實作,用選修來克服。高職學得太少、太簡化,科大的專業能拿一些給高職學,只會調王水,抓離子,一些實驗性的東西,沒有專業能力。 說到考試,高中與高職不能放在同一個點上競爭,比如現在升學入徑,高中可以考統測,高職生也可以考學測。可是高職生為什麼普遍不去考學測呢?因為學得不一樣,高職生考不好,高中生有理論的基礎。倒過來說,統測是七百分,國英數各佔一百分,專一專二分數乘以二,可是三百分對四百分,才差一百分,高職生的優勢沒辦法凸顯出來,我現在(科大)的室友八人房有兩個就是高中生。 怎麼看教育對自己的影響? 我認為社會存在菁英迷思,不能用成績來衡量一個人。我會想鼓勵有跟我類似經驗的學生,去發展自己有天份的部分,去找自己擅長的東西,現在的體制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導致很多放牛班的學生放棄自己,很自卑。而我應對將人分類而產生的自卑感,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認路,看地圖,就一直鑽研,國二第一次買票坐火車去高雄旅行,高中畢業暑假,環島旅行,行程自己規劃,當背包客。 我印象深刻高職三年有遇到一個好老師,美術老師,他是一個畫家。他國中直接從台南女中保送藝術大學。我也是他帶的唯一一屆,他不會要求學生成績,他說要把自己的獨特性表現出來,還鼓勵每個人去找自己的獨特性。他也不想用獎懲壓學生,寒假輔導有同學不想上數學課而翹課,本來要記大過,後來被老師壓到變兩支警告。高二那年我十七歲,參加人生第一場社會運動,在教育部,是反畸形十二年國教聯盟。 我們支持教改,但是十二年國教配套沒有做好,訴求應該有學生的聲音。後來,在台北有一場由高中生發起的抗議,我是當時唯一的南部學生。上台北前,有跟班導說,他對學生很支持,甚至說要幫我出車馬費。推教改運動這兩年讓我思考很多東西,看很多,也開始獨立思考、學會辯論,原本比較不會說話,現在比較會講話。
--------------------------------- 採訪後記:
我們是在台南與喜德碰面,訪談後他帶我們品嘗台南小吃,聊社會議題,有很多他的深入的觀點與見解。他是一個親切而好客的人,此外,他還是一個鐵道迷!喜德現在於台中念科技大學,仍持續關心技職教育。

青聲誌 第四期【圖文版】很多人說你沒有長大


序言:很多人說你沒有長大

長大是什麼意思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問過自己,或是周遭有人這樣提醒你?
你沉默了一會,並不是說不出話來,只不過拿社會的量尺,
你失格而破碎。


渡過競爭、比較、分類的求學生涯,
你覺得很累,索性隨別人怎麼說,
看不見眼前的路,惶惶感覺還是在。
長大之難,
你停停走走,感同身受這時代的限制,你有什麼想要追求的吧!


青聲誌第四期,不同的教育故事、不同長大的方式,「社會」以不同的力道擦傷的求學生涯,共同在問: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不隨便長大,獻給晚熟的你。

目錄

我的打工人生 陳家揚






當期工作人員:

總企劃/小旅行團隊

行政主編/劉惠中

文字主編/范軒昂

文字編輯/李佳欣

視覺設計/管家青

網站編輯/李盈萱

協力成員/陳健民、王法明

我的打工人生 陳家揚

[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四期]
採訪/青聲誌編輯群
整理、撰文/李佳欣

家揚今年就讀逢甲大學統計系二年級,第一次認識他,是透過他寫來的信。

今年一月,青聲誌向青年打工族投稿,不想只聚焦在獲得大量媒體鎂光燈的菁英學生或學運領袖身上,我們希望看見身處在這個世代的各種樣貌。打工青年就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從便利商店、速食餐廳、手搖飲料店、到大賣場等。但我們卻很少走近認識他們的真實處境。

不久,收到家揚來信,現在是某家便利超商的工讀生。經常值「大夜班」的他告訴我們,他不是要負擔學費壓力才打工,打工的經驗也讓他學會待人處事的方法,看見社會的競爭比他想的激烈。青聲誌夥伴們看到他的來信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想問。於是我們決定邀家揚見面,親自聽聽他的故事,也聽他談對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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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常擔心哪天會失去經濟來源

    我很早就開始打工,一考完高中,就去補習班當工讀生。會這麼早想打工,可能是跟家裡從事的行業有關。

    我爸爸國二時父母就相繼過世,兄弟姊妹彼此扶持,所以在很年輕時就接觸到六合彩這個行業。當完兵後,父親不想繼續走「歪路」,高中讀過美工科的他,因此改從事室內設計。後來,外公受朋友慫恿合資做六合彩,我爸清楚這行的風險,也擔心外公最後會跟著下去玩,因為一向視外公為第二個父親,便決定陪著外公一起做。

     後來,政府有段時間對六合彩掃蕩很嚴重,利潤也越來越低,外公便收手不做了。但爸爸離開室內設計太久,加上相關技術革新,我爸媽一時難以回去他們所喜歡的行業,只好繼續做六合彩。

    經營六合彩其實很忙,記得以前固定一、三、五開獎,但銷售全年無休。即使是寒暑假,也很少有全家出遊的經驗。六合彩也有分,有些作組頭,你得跟他買,如果中獎,再把獎金給你。另一種是客戶很多的,就變成分區,你幫客人買,專門賺取手續費。那時,光賺手續費就足夠養活一家人,我記得那時我們家還夠買兩張儲蓄險。但如果有人還想賺更多錢,就會親自下去玩。我爸媽他們都不希望我接觸這行業,也擔心我好奇去買,所以一直不告訴我遊戲規則。

    雖然那時候家裡算是經濟無虞,但我一直感覺家裡的行業有點像黑道,不能在社會上公開。常會擔心哪天爸媽被警察抓走,或者輸了很多錢,家裡就失去經濟來源。說起來也奇怪,我爸媽並不會去跟我講這些,這種隱約的害怕,比較像是我從家庭中感受到的氛圍。我會去想,「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要怎樣想辦法活下來。」因此,很小我就萌生要快去打工的念頭。後來六合彩這個行業也衰落,現在我們家改做像是香腸、臘肉的肉品加工。不過,到國中後我才發現,原來很多南部人都私下在做六合彩,包括一些老師、校長,甚至里長也在做。

    另外一個因素,也可能是爸媽給我的人生觀。雖然經營六合彩是違法的,但從小他們就會教孩子「做人要腳踏實地、誠實」,平時也不會給我們很多錢亂花。他會要我們去思考各種花費的必要性,像是電視遊樂器是不是真的那麼需要,我們也很習慣揀兄弟姐妹的衣服穿。但也不是那麼刻苦,真的不夠錢或偶爾想買飲料,爸媽還是會多給。因此,我花爸媽的錢時總會有點心虛,會想趕快去賺錢,因為那才是靠自己努力賺來的,而不是利用別人(爸媽)的辛苦來玩樂。自從我打工之後,我會覺得自己可以很踏實地花這些錢,雖然也會花比較多。

在勞動現場體認到社會競爭比想像更激烈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升高中暑假,反正放假也不知道要幹嘛,不如去打工。但待不滿一個月,我就被開除。理由是補習班電腦中毒,調監視器時,發現我違反規定使用自己的隨身碟。我承認自己違規,因為工作很無聊,我想看電子書打發時間,但當時我很不平,違規的並不是我一個人,中毒的電腦也不是我顧的區域,但我卻被開除了。

    升大學暑假那年,我也想去打工,一開始投了很多履歷,但很少工作接受短期。後來媽媽認識一位朋友在眼鏡工廠工作,利用關係幫我推薦。主管大概問了我之前打工的經歷,告訴我只缺一個四點到晚上十二點的晚班,可以接受再來,不行就沒有。

     回想那時候的生活,像是完全捨棄了外面的世界。

    上班的生活規律,但是很無聊。早上八、九點起床後,隨便找事情打發時間,中午吃飯後得要睡個午覺,以免晚上太累。三點左右起床,就隨便買個麵包當晚餐去上班,每天這樣日復一日。所以一天的自由時間大概就是起床後那三小時,但因為會感覺再兩、三個小時又要去睡覺,多半也只能看書、上網、看電視或放空。我個性比較文靜,很愛亂想,喜歡放空,想自己的事情,但其實很難有一段完整的時間。

    在工廠我是負責裝箱,難度不會太高,尤其一開始我會給自己很大壓力,怕動作太慢但人家不好意思開除我。工作時,純粹是身體在動,腦子在想其他的事。偶爾趕出貨訂單比較忙,一整天下來就很耗體力。下班出了工廠,呼吸到新鮮空氣,才好像又回到了人間。

    這種生活也容易消磨人的意志,好像這就是我全部的人生、我的世界。沒多久,我就不想再待了。因為工廠打工,一開始會讓你覺得很簡單一個月就領到三萬元,好像很好賺,還會想說乾脆畢業後就來作這個,做一輩子,也足夠活下來。可是後來看到年紀很大的人也在做跟我一樣的事,突然就覺得工廠學到的技術層級太低了。後來,我還是撐著做完暑假,因為畢竟是我媽拜託朋友幫忙,總不能就這樣突然不幹了。

    上大學後,對人生的態度有些改變。國中、高中會很明確去想下一個階段要幹嘛,但上大學反而覺得未來不是那麼清楚,只想盡量學很多不同類型、不熟悉的東西。我從小不愛讀書,知道學業比不上別人,提前累積工作經驗就是我未來可以運用的一項武器。加上那時想要一台機車,不希望給家裡太大負擔,就利用暑假兩個月賺錢,就一直留到現在。

    我告訴自己有幾個工作一定要做。第一個是麥當勞,因為想見識完整的體制。記得曾聽過案例,有人國中在麥當勞打工,最後慢慢爬變成某分區區經理,可見麥當勞升遷制度完整。第二,是超商店員,我想學習服務、應對客人的方式,磨磨自己的銳氣,知道如何服務人群,我尤其好奇為何一人可以同時應付這麼多事。第三,是餐飲店服務生,雖然也是服務,但這比超商來的主動,就算客人沒需求,也要主動關心,像是問客人要不要加水、是否滿意餐點。這兩個有差別,我覺得要分開去學習。最後是手搖飲料店,這純粹是我很常喝飲料,好奇製作方式,學會了自己在家就能自己做。總歸來說,好像離我生活很近的工作,我都會想要去瞭解。

    後來,我在一間日式豬排連鎖專賣店打工,體制完整、也有明確的升遷點,就同時滿足我想體驗制度跟做服務生的需求。

    現在在便利商店打工,我也用餐飲業的態度來對待客人,做起來滿快樂的。顧大夜班沒什麼客人,來的多半是想買宵夜,我會跟他們聊天,因為那麼晚還沒睡的人,應該滿想跟人說說話。這些客人滿固定的,久了就會變熟。

    現在社會有高文憑迷思,很多人說大學後一定要再念研究所,我自己認為不一定。我爸媽都是高職畢業,他們最後也有辦法養家活口,所以我會想趕快工作、培養一技之長。我不擅長唸書,不可能為此強迫自己讀,只能把握其他機會展現出自己的能力。不過,我很慶幸自己不須因經濟壓力而打工,我觀察身邊純粹想賺錢的人,好像比較容易在工作上做到最低要求,我是為興趣,就會主動想要去挖東西、更進步,學更多能力。

    但其實,做到現在也會覺得,大學生打工你有什麼專業能力老闆不會太在乎,他如果需要特定能力會去找其他人。你來工讀就是基層工作,不需要很長期的訓練。可能覺得總有一天你會畢業,就跟這裡沒關係,一輩子也不會回來,他們也不會想要把你培養成儲備幹部。對老闆來說,除非你做超過自己份內的工作,而且做的夠好,不然就是隨時可被別人替代的工讀生。老闆寧願要準時上下班但是臉臭臭的人,卻不要善於跟客人應對,但上班不準時的人。

    一直以來,我們被教育成要積極面對世界,要有正向的想法,但我在打工時,反而深深的感受到現在的情況,我們實在很難在社會裡生存(或者競爭)。很多人說年輕人未來要面對的競爭不只是台灣人,但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競爭對手除了同年齡的人,還包括那些比你更早進入社會的人,學業上頂多是與你差距1~2歲的學生,社會上多的是與你差距10~20歲的人。我在便利商店碰到很多在原本的競爭環境中失敗的中年人,他們年齡比我們大、有很多社會經驗,最後卻來跟我們競爭這種初階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獲得自己的舞台,還有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競爭?學校很難教導我們。

高中的反抗經驗,影響日後處世態度

    我前提上認為,自己是個很猶疑的人,不知道自己真實的方向、目標是什麼。所以現在什麼事情都可以試試看,但要去規劃長達幾年的明確目標,我就不敢。我有一個朋友,對人生的規劃很堅定,我很羨慕他,卻不敢想像自己能變成那樣的人。

    我想,這可能跟高中發生的事情有一點關係。

    高二時,學校規劃畢業旅行到台北參觀各大學,行程中安排某天下午參觀花博。那時去花博都要排隊,我認為三、四個小時行程安排太趕,也不認同學校說「花博有助增進國際視野」。我跟很多同學聊,大家都有同感,就在學校留言板發表意見。但可能是我言詞太犀利,質疑主任的回應,他就對師生放話「乾脆不要辦了」。結果,同學們似乎被嚇到,反過來責怪我的留言害大家失去畢旅。後來,同學紛紛排擠我,升高二我想轉一類組時,很多班代還一起抵制不讓我申請轉班。原本接辯論社社長職務也提前交接。

     我不敢確定這是不是導致現在變得比較猶豫的原因,我沒有怨恨同學,我想是他們太害怕去挑戰體制了。但這件事後,我常常會去想是不是要檢討自己說話的方式,也容易擔心自己的想法、行動是錯誤的,會懷疑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嗎?害怕自己堅信不疑的東西,會不會下一階段就變了?當然,重新再選擇,我應該還是會去做,只是方法上會改一下。

    但也有一部分是天生的沒自信吧,很奇怪,我從小就很不喜歡學校裡面把人分類、有差別待遇的氛圍。我對自己享有的特權會很不舒服,覺得憑什麼自己可以得到這些,但其他人不能?

因為我的特權,讓表弟像是在次等的世界

    我國中運氣不錯,考上美術班。一進去就覺得自己像是特權階級,不僅資源都比普通班多,老師心中也會認為你的階級跟別人不一樣。我們學校把美術班跟普通班教室分開,有一次我要拿東西去給我表弟,我們老師看到後,就很緊張地來問我:「去普通班那邊做什麼?」我當下覺得在特權階級很羞愧,因為我的存在,讓表弟被視為次一等的人。

    考學測時,因為天氣很熱,學校很好心地在考場外搭起遮陽蓬、擺電扇給普通班學生,可是美術班學生卻是在大禮堂吹冷氣。我記得我跟表弟一起背著書包走到台南高工門口,卻在走進校門那刻兩人走向不同的地方,他去很熱的遮雨棚,我卻走進有冷氣的禮堂。我還滿難過的,那種差異、分類當下就很明顯。

     我曾跟同學聊這些事,但大多數人會認為美術班透過考試進來,獲得差別待遇也是合情合理。但我並不認為這種差異有這麼大,就算我畫畫比較好,也不一定有比別人付出更多。普通班有人比我會畫畫、功課更好,但他們卻沒有享受到,只是我知道要去考美術班,那我憑什麼享受比較多資源?

    認知到「特權」這種事,其實是在小學。小五、小六時我很叛逆、喜歡反抗老師的規則,加上那陣子我有去外面補習,數學還不錯,上課都不聽老師講話。有一天老師很生氣,當著全班的面對我說,如果我今天跟其他學生一樣是抽籤進來,她沒話說。但當初是我媽到校長室拜託她,我才有機會到這班,因此我比其他人更應該安分一點。

     我知道爸媽去拜託的這件事情,但沒想到老師會當全班面講。那對我自尊心是很大的打擊,感覺自己是受特權進來,沒資格跟其他同學坐在同間教室。這跟後來媽媽幫忙介紹我去工廠不太一樣。打工是我開口要的,我能對自己負責,而且只是請人家給我機會,但不一定保證有工作,還是得靠努力去爭取。

     不過回想學校的教育,我想老師們也有苦衷。像是高中畢業前,我的老師曾在全班面前說,我是班上最有正義感的人,她很擔心我出社會可能會餓死。畢業後,他看到我回去也很開心,我還發現原來老師長期參與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很多想法上也是跟我相近。只是我想,他在面對工作時,就得進入校園設定的師生對立關係中,必須壓制我、希望我不要惹事,但其實他都知道我為什麼刻意去反抗,也不是真的想找我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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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打工似乎是家揚採取的一種積極應對的方式。雖然就像他所憂慮的,社會競爭比想像中來得激烈,再怎麼樣努力累積,仍然有更厲害的人可以取代自己。但是家揚仍然認真地面對工作中接觸到的人,談到工作的點滴,他也總是帶著些許的驕傲與滿足。

記得一開始,我還在猜想,他會不會是那種主張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物競天擇派」,後來聽到他在談教育中的特權、談當年排擠他的同學,我才發現家揚有著一顆極成熟且溫柔的心。

而最近,在打工、讀書之外,家揚也開始參與反自由貿易的相關行動,從更鉅觀的視角分析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到的困境。只希望這個世界能夠不讓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失望。